近日，诉讼法教学团队行政诉讼法组举办了本学期第一次案例研讨会，就最高院第136号、177号指导性案例进行了研讨，由宋亚金主持，姜文涵、应珊主讲，部分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参加了研讨会。

1、第136号指导性案例

姜文涵同学就吉林省白山市人民检察院诉白山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环境公益诉讼案进行了分享。

江源区卫计局在区中医院未提交环评合格报告的情况下，对其《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校验为合格，且对其违法排放医疗污水的行为未及时制止。检察机关在履行了提起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卫计局为第三人区中医院校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为违法，并请求判令卫计局履行法定监管职责、判令中医院立即停止违法排放医疗污水。裁判要点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时，对人民检察院就同一污染环境行为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以参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采取分别立案、一并审理、分别判决的方式处理。

该案是基于环境污染引发的全国首例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姜文涵同学从该案出发，认为当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存在以“损害”之名进行风险规制的尴尬，将“风险”简单认定为“损害后果”，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缺乏论证。接着，就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基准进行了探讨，就推进责任和说服责任进行了阐释。最后，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的顺位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顺位应优于民事公益诉讼，当某个尚无履行监管职责之行政机关的领域或行政机关未被授予有效监管权力的场合，再启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

叶蒙瑶同学评议道，确立行政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前提是明确当前我国的行政私益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是什么。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以权利为中心来分配客观证明责任，另一种认为应以行政职权为中心进行分配。这两种对规范说在行政诉讼中的变形，究竟哪一种更适合当前我国的行政诉讼证明体系，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整个行政诉讼的诉讼模式的倾向是什么。而行政公益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因为主客观诉讼的不同，诉讼主体和诉讼程序均不相同，行政私益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不能径直用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应珊同学在姜文涵同学讨论的三个问题之外对行政公益诉讼中如何认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进行了补充发言，提到了当前学界所持的行为标准和结果标准以及二者之间的争议。毛阳光、范温素等其他同学也对该案踊跃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和看法。

2、第177号指导性案例

应珊同学向大家分享了第177号指导性案例——海南临高盈海船务有限公司诉三沙市渔政支队行政处罚案。

2014年8月21日，海南临高盈海船务有限公司所属的“椰丰616”号船违法装载大量砗磲贝壳被查获。三沙市渔政支队以“椰丰616”号船未持有《水生野生动物特许运输许可证》擅自运输砗磲贝壳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为由，对盈海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原告不服，向海口海事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盈海公司是否构成非法运输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产品。盈海公司诉称，受《野生动物保护法》、《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等保护的砗磲应为活体砗磲，而涉案砗磲贝壳并非活体，因此不属于受保护法益。应珊同学通过对《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7条第3款的分析，认为对于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无论活体、死体或者其任何部分都是我国法律保护的法益。野生动植物资源的非法开发利用涉及到非法采捕、收购、运输、加工、销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行为。非法开发利用“产业链”的任何环节都应受到到法律的制裁，任一环节的疏漏均为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短板”。该案裁判要点指出，我国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国，对于列入该公约附录一、附录二中的珊瑚、砗磲的所有种，无论活体、死体，还是相关制品，均应依法给予保护。应珊同学认为，该案的裁判不仅体现了我国负责任的大国风范，而且体现了我国全面惩处非法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产业链”的决心。

姜文涵同学从野生动物类犯罪所侵害法益的性质入手对该案进行了评议。当前野生动物类犯罪侵害法益的聚讼集中在秩序法益说和实质法益说之间。姜文涵同学对两类学说的优势与不足进行了分析，认为更全面的是生态法益说。生态法益的权利与义务主体是人，生态法益的客体应是生态系统，是值得法律保护的生态利益。生态法益的概念应该是：法所保护的，脱离了人类传统的人身、财产、秩序法益而独立存在的，对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利益。